据方正税务师《近五年多企业注销深度研究报告》，2021年至2025年全国累计注销企业约1,586万户（含2026年上半年），年均注销超过310万户。这一规模无论放在任何经济体中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数字。

然而，围绕企业注销的讨论长期存在两种极端叙事：一种将其等同于“企业倒闭潮”“经济崩溃论”；另一种则将其完全解读为“市场优胜劣汰”“改革成效显著”。两种叙事各自选择性地裁剪事实，均未能完整呈现真相。

本文试图在调研报告提供的数据框架基础上，剥离制度性噪音，区分不同性质的注销，直面真实的市场压力，同时承认制度进步带来的积极变化，形成对地方执政者具有实际参考价值的分析。

一、数据底座：必须厘清的三层事实

在讨论影响之前，必须先明确三组基本事实：

1.1 注销不等于倒闭这是整个分析的逻辑起点。调研报告将企业注销分为三类：

据此推算，每年约310万户的注销中，真正反映经营失败的市场类注销约为186万—202万户。其余部分属于制度完善下的存量出清和主动调整，并不构成即期经济压力的信号。

关键结论：谈论“企业注销规模”时，必须首先剔除制度驱动类和重组类注销，否则讨论毫无意义。

1.2 所有制结构差异显著

民营企业占注销总量的88-91%，国企仅占4-6%，混合所有制占5-7%。

但两类注销的经济含义完全不同：

民营企业注销以中小微企业为主，注册资本100万元以下的占半数以上，集中反映市场生存压力。

国企注销绝大多数为集团内部重组、清理低效子公司、剥离非主业，并非经营破产。

关键结论：将国企重组注销与民企倒闭混为一谈，是严重的类别错误。

1.3 个体户未被纳入统计

本报告统计口径为企业法人，剔除个体工商户。2021年全国各类市场主体注销1,323.8万户，其中企业仅349.1万户，个体工商户高达961.9万户。若计入个体户，注销规模放大近三倍。

关键结论：市面流传的"千万级注销"数据，绝大部分是个体工商户，不能与企业注销混用。

二、对就业的影响：结构性冲击大于总量冲击

2.1 总量层面：未造成就业大盘失守

2021—2025年，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连续五年超过1,200万人，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.1%-5.5%区间。从总量看，注销带来的岗位流失被新设企业创造的岗位所对冲。

年均约190万户市场类注销，即便按每户平均带动5人就业估算（中小微企业实际更低），涉及就业岗位约950万个。但同期年均新设企业约930万户，新设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远超注销流失。净新增就业为正。

2.2 结构性层面：风险不容忽视

总量平稳之下，结构性风险更为突出：

（1）行业集中度风险

注销高度集中在批发零售、住宿餐饮、建筑劳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。这些行业吸纳了大量低技能劳动力、中年劳动者和进城务工人员。一旦企业注销，这类群体再就业难度大、收入降幅明显。

（2）区域集中度风险

东北地区退出率（注销/新设）连续五年全国最高，2025年达43.7%，意味着每新设100家企业，就有近44家注销。这不是“新陈代谢”，而是“入不敷出”——企业总量在净减少。这是地方执政者必须直面的人口流失、产业萎缩的信号。

（3）中小企业就业质量下降

大量注销发生在中小微企业，而留存下来的就业岗位，部分以灵活用工、降薪、欠缴社保等形式存在。注销潮背后，不仅是岗位数量的减少，更是就业质量的恶化。

2.3 地方执政建议

建议一：建立注销企业就业影响监测机制

每月对注销企业的行业分布、员工规模、社保停缴数据进行联动分析，提前预判失业风险点。不能只盯着"城镇新增就业"这一总量指标，必须建立"注销关联失业预警"的微观监测体系。

建议二：针对高注销行业设立再就业专项通道

对批发零售、建筑劳务等行业注销企业的原从业人员，定向提供转岗培训（如向物流配送、家政服务、社区养老等人员紧缺行业引导），而非泛泛的通用培训。

建议三：关注东北等“入不敷出”地区的就业托底

退出率长期高于40%的地区，已不是市场自发调节能解决的问题。地方财政应预留就业托底资金，中央转移支付应给予专项倾斜。

三、对税收的影响：短期承压明确，长期取决于产业升级成效

3.1 短期：税基流失是确定的

年均注销约190万—200万户市场类企业，以中小微商贸、服务、建筑企业为主。这类企业虽单体纳税能力有限，但聚沙成塔，其注销必然带来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等主体税种的流失。

地方层面感受更为明显：批发零售业注销占全部注销的33%-37%，而批发零售业是地方流转税的重要来源。一个县级市如果一年注销数百家商贸企业，当地税收收入的下滑是立竿见影的。

3.2 中长期：存在对冲机制，但非自动实现

报告中指出，高技术制造业、AI产业、科研技术服务业新设持续扩张，能够逐步弥补传统产业注销带来的税基损失。这个逻辑成立，但有两个前提：

前提一：新兴产业必须有足够体量。 广东、江苏等东部省份产业升级迅速，新兴税源足以对冲；但西北、东北地区新兴产业基数小，传统产业注销带来的税收缺口短期内无法填补。

前提二：新兴产业的企业存活率足够高。 目前新兴产业也存在“赛道扩张、尾部出清”现象（新能源配套中小企业注销同比增速4.6%-12.3%）。如果新兴产业注销率同样高企，其对税基的净贡献将打折扣。

3.3 地方执政建议

建议四：放弃“税收任务层层加码”的考核方式

在企业注销高企的背景下，继续对基层下达高增长税收指标，只会导致违规预征、收"过头税"等扭曲行为，进一步恶化企业生存环境。应实事求是地调整税收预期，接受转型期的税基波动。

建议五：新兴产业培育与税基监测联动

将“新兴产业新设企业存活率”作为比“新设企业总数”更核心的考核指标。不盲目追求注册数量，而是追踪注册一年后、三年后的存活比例，以此评估地方营商环境的真实质量。

建议六：建立跨周期税源平滑机制

对于产业转型阵痛明显的地市，省级财政可通过转移支付或税收返还比例的弹性调整，帮助其渡过转型期，避免因短期财政压力倒逼基层采取不利于市场健康的短期行为。

四、对经济的影响：分化是本质特征

4.1 总量判断：净新增为正，无需过度恐慌

2021—2025年，企业净新增差额始终为正（每年522万—657万户），企业总量仍在扩张。即便2026年上半年净新增260.5万户，全年预计约520万户，仍然处于高位。

“企业注销增加”与“经济下行”之间，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。 尤其是2025年Q4强制注销制度推开后，29.49万户历史僵尸企业被批量清理，这部分注销与当期经济景气毫无关系。

4.2 结构判断："冰火两重天"的真实含义调研报告揭示的分化格局非常清晰：

这个分化格局说明：全国层面的“平稳”，掩盖了大量局部、行业、群体层面的“不平稳”。 对地方执政者而言，全国平均数据毫无意义，关键是自己辖区处于分化的哪一端。

4.3 地方执政建议

建议七：区分“制度性注销”与“市场性注销”，精准研判辖区经济真实状况

每月分析注销数据时，必须剥离强制注销、国企重组、项目壳公司清算等非市场因素。如果剔除上述因素后的市场化注销仍在快速上升，才是真正需要警惕的信号。

具体操作路径：

第一步：从当月注销总数中扣减“吊销满3年强制注销”数量（此类数据市场监管部门可提供）；

第二步：扣减“同一集团旗下子公司合并注销”数量（需结合企业股权结构判断）；

第三步：剩余部分即为“市场化经营退出”，对其进行同比、环比分析，才能真实反映辖区企业生存压力。

建议八：不以注销绝对量排名考核下级政府

某些地方将“企业注销率”纳入营商环境考核指标，导向错误。注销是市场行为，注销率高不一定是营商环境差（可能是退出渠道畅通），注销率低也不一定是营商环境好（可能是僵尸企业淤积）。考核应聚焦“企业开办便利度”和“企业存活率”，而非注销数量。

建议九：对“净新增为负”的地区启动专项纾困

如果一个区县连续六个季度企业净新增为负（即注销大于新设），说明该地区市场主体基础正在萎缩，必须启动专项纾困。措施应从降低经营成本、注入流动性、改善营商环境等多管齐下，而非泛泛而谈“优化服务”。

五、综合研判：四个基本判断

判断一：全国层面，企业注销规模上升不等于经济失速。 总量仍为正增长，制度性清理和重组类注销占相当比重，市场新陈代谢正常进行。

判断二：局部地区、特定行业、特定群体面临真实且严峻的压力。 东北退出率连续五年超40%、批发零售建筑劳务从业人员再就业困难、民营中小微企业生存周期缩短——这些问题不因“全国总量平稳”而消失。

判断三：净新增差额收窄需要两面看。 它可能意味着“理性创业、减少空壳”，但也可能意味着“预期转弱、投资收缩”。地方执政者宁可做偏保守的估计，也不应仅采纳乐观解读而疏于防范下行风险。

判断四：2025年强制注销制度推开后，2026—2027年的注销数据将经历“一次性冲高—逐步回落”的过程。 在此期间，跨年同比数据失真，分析应以环比趋势和剔除制度因素后的市场化注销为核心指标。

六、面向地方执政者的系统性建议

（一）监测体系升级

建立企业注销“三分类”监测台账：每月区分市场类、制度类、重组类注销，形成“净市场化注销指数”，作为判断辖区经济景气的先行指标。

建立注销关联就业预警系统：将市场监管部门的注销数据与人社部门的社保停缴数据打通，实现注销发生后的就业影响实时追踪。

（二）政策资源精准配置

对高注销行业实施“一业一策”：批发零售行业注销率高，但新设也快，重点在于降低再创业门槛、加速证照办理；建筑劳务行业注销伴随大项目周期波动，重点在于帮助其拓展多元化业务渠道。

对“净新增为负”地区给予特殊政策包：包括但不限于阶段性社保减免、房租补贴、政府采购定向预留中小微企业份额等。

（三）预期管理与舆论引导

主动解释注销数据的结构性真相：避免市场和社会舆论将正常注销误读为“倒闭潮”，同时也要避免官方过度美化而丧失公信力。坦诚、客观、有数据支撑的沟通，比单方面的“稳中向好”更有说服力。

建立企业注销原因抽样调查制度：每季度对注销企业进行电话或问卷回访，了解其注销的真实动因（经营亏损、项目结束、强制清理、重组等），为政策调整提供一手依据。

（四）长远视角

从“追求注册数量”转向“追求存活质量”：将“三年存活率”“五年存活率”作为核心营商环境指标，引导基层工作重心从招商注册转向安商稳商。

将企业退出便利化视为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：退出门槛低，创业者才敢于再次创业。这不是“掩盖经济压力”，而是“完善市场生态”。

企业注销数据是一面镜子。它既照出了市场优胜劣汰的正常新陈代谢，也照出了局部地区产业萎缩、特定群体就业承压、中小微企业生存艰难的冷峻现实。

对地方执政者而言，最危险的不是注销数据上升本身，而是用一个简单的叙事（“这都是改革成效”或“这都是经济崩溃”）掩盖了复杂的结构性真相。唯有分别看待、精准施策，才能在市场出清的过程中守住就业底线、稳定税基预期、积蓄长远增长动能。

实事求是，永远是政策制定最可靠的原则。

延伸阅读：近五年多企业注销深度研究报告——兼论西北区域及甘肃省专题分析

（作者单位：方正税务师 战略委员会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