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赌回购这件事，做私募股权的人都不陌生。业绩没达标、上市没成功，触发回购条款，创始人或实控人按“本金加年化收益”把投资人手里的股权买回去。民事上，已有法院将其认定是股权对赌，不是借贷。但到了税务这边，事情就变得微妙了，那笔“溢价”，到底算股权转让所得，还是算资金占用的利息？

算股权转让所得，非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本身不在增值税征税范围内，溢价部分不产生增值税纳税义务。算利息，就落入“贷款服务”，要按6%缴增值税，连违约金都可能被当作价外费用一并计税。一条线，两个世界。

最近在整理私募基金涉税案件的过程中，一份发现律师事务所王巍律师公开发布的办案手记，披露了一起颇具标本意义的案件。

一、一个被复议撤销的案子

2025年5月，某地稽查局对一家创业投资合伙企业作出税务处理决定，认定其在对赌失败后收取的回购溢价约2376万元属于增值税“贷款服务”征税范围，违约金作为价外费用一并计税，追缴增值税约242万元及附加税费，并加收滞纳金。

投资方的交易结构非常典型，2011年和2014年两次增资进入目标公司，登记为股东，委派董事，参与公司治理。增资协议设了业绩承诺和上市承诺，触发条件成就时由实控人按“投资总额×（1+12%×N）－累计分红及已获现金补偿”回购股权。后来目标没达成，2018年签回购协议，实控人没履行，投资方起诉，法院判了回购款和违约金。诉讼中实控人提出“名为投资、实为借贷”的抗辩，两审法院都没有采信。

税务处理决定的观点是，投资方“在订立增资协议时即锁定了该笔投资的收益下限”，收益“不与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挂钩”，回购价款是“固定本金加上固定年收益率12%的溢价”，因此适用财税〔2016〕36号中“以货币资金投资收取的固定利润或者保底利润，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”的规定。

2025年11月，行政复议机关以“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”为由，撤销了这份处理决定。

对纳税人来说，这当然是一个结果上的缓解。但需要说明的是，由于该案税务处理决定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均未公开，我们无法了解案件的具体细节，也无法对导致撤销的各项因素逐一分析。复议机关究竟是认为回购义务主体与资金使用主体不一致、导致“贷款服务”的构成要件不满足，还是认为“12%×N”只是回购计价方式而非借款利率，抑或对违约金作为价外费用一并计税的证据链存在疑问，仅凭现有公开信息无法判断。也正因如此，这个案件能否作为同类事项的统一标准，目前无法下结论。

但信息不公开，不等于没有研究价值。从专业税务角度，我们仍然可以就这个案件所暴露的核心争点——对赌回购溢价的增值税定性以及它对同类交易的实务启示——做出分析。这些分析不依赖文书的完整细节，而是建立在现行法条、交易结构和征管逻辑之上。下面展开的，正是这个层面的讨论。

二、两个核心观点辨析

（一）“保本”前提辨析

增值税规则里，有两种情况会被拉进“贷款服务”征税，但它们的判断标准不一样。

一种，看合同有没有承诺“保本”。 财税〔2016〕140号第一条说得很具体：所谓“保本收益”，就是“合同中明确承诺到期本金可全部收回的投资收益”。判断标准落在合同文本上——合同里有没有白纸黑字承诺“本金能全部拿回来”。有，就走这条路，按贷款服务征税；没有，这条路就不适用。

第二种，不看合同有没有写“保本”，看回报是不是“固定”或者“保底”。 财税〔2016〕36号原文里有一句话：“以货币资金投资收取的固定利润或者保底利润，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。”这句话的特点在于，它不要求合同里出现“保本”两个字。哪怕合同通篇没承诺本金安全，只要约定的回报是固定的——比如每年固定拿12%，不随经营情况浮动——税务机关就可能认为，这实质上就是资金占用的对价，按贷款服务征税

这个案子税务机关用的是第二种路径。但“固定利润或者保底利润”这条规则，原本针对的是比较典型的“名股实债”安排，投资人把钱投进去，不承担经营风险，到期收回本金加固定回报，本质上就是资金占用。对赌回购和这种安排之间，隔着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对赌回购的触发是或然的，不是必然的。如果目标公司达成了业绩和上市目标，投资方就丧失回购请求权，它拿到的是股权投资的浮动回报，可能高于12%，也可能低于12%，甚至亏损。12%在这里首先是回购价款的计价方式，而不是一项从一开始就锁定的借款利率。

这个区别，在实务中已经被一些观察者注意到。有分析明确指出，业绩对赌型回购（业绩不达标才触发）与无条件到期回购，在增值税层面应当区别对待，多地对于前者持相对宽松的态度；总局层面也没有明文规定远期回购溢价属于贷款服务征税范围。也就是说，稽查实践中的个案处理，不能直接推导为全国统一的征管口径。

但“没有统一口径”本身，就是一种风险。各地执行不一，意味着同一个交易结构，在不同主管税务机关面前可能得到不同对待。对管理人来说，这种不确定性比一个明确的“要交”或“不要交”更难管理。

（二）企业所得税定性辨析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混合性投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41号）规定了“混合性投资”按债权处理需同时满足的五项条件：（一）被投资企业接受投资后，需要按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利率定期支付利息（或定期支付保底利息、固定利润、固定股息，下同）；（二）有明确的投资期限或特定的投资条件，并在投资期满或者满足特定投资条件后，被投资企业需要赎回投资或偿还本金；（三）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净资产不拥有所有权；（四）投资企业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；（五）投资企业不参与被投资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。逐项对比，本案例中并无定期付息安排，回购义务人是实际控制人，不是被投资企业，派董事，参与被投资方公司治理，在企业所得税上完全够不上债权性投资。

那么对于同一笔交易，增值税按照“贷款服务”处理，企业所得税按照“股权投资处理”，两个税种里如此干脆利落地精神分裂——是否构成一个强有力的反驳，值得探究。另外，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还免企业所得税，定性一变，免税待遇跟着出问题。

三、合同约定及证据留存

这个复议撤销案里，投资方能够撑住立场，有一些可以被复用的经验。

第一，股权投资的外壳要“做实”，不能只有工商登记。登记为股东、委派董事、参与公司治理、取得分红凭证，这些事实在反驳“收益不与经营挂钩”的认定时，是实实在在的证据。如果管理人一边主张股权投资，一边在投后管理中只关心回购条款是否触发、从不参与标的公司治理，那论证的说服力会打折扣。

第二，回购价款的计价方式，尽量不要呈现为“收益率唯一化”。 在基础收益率之外，引入与标的公司估值、净资产或市场价格挂钩的调整项，在商业逻辑上更接近股权定价的调整机制，而不是纯粹的“本金加利息”。这不是为了“避税”而包装，而是让合同文本更诚实地反映对赌作为估值调整机制的本质。

第三，关注回购义务主体和资金使用主体是否一致。由目标公司自身回购，和由实控人、创始股东回购，在税法评价上可能产生不同后果。资金使用人是目标公司，付款义务人是实控人，这种错位本身可以成为论证“不是借贷关系”的一个切入点，但也需要保留商业合理性上的解释，不能只在争议发生后才临时拼凑理由。

第四，增值税上的立场，要和所得税上的处理统筹考虑，不能各说各话。如果在增值税上主张是股权投资，在企业所得税上却呈现出混合性投资的特征，两个税种之间的定性背离本身就会削弱整体论证的可信度。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41号关于混合性投资业务的五项条件，和增值税上的“保本”标准并不是同一套语言，但交易结构的设计应当让两边的判断尽可能指向同一个方向。

四、进一步探讨的必要

对赌回购溢价的增值税定性，目前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、可以直接套用的答案。已有的公开案例显示，税务机关存在按“贷款服务”征税的尝试，也存在被复议撤销的先例；但这些个案既不足以证明“一律要征”，也不足以证明“一律不征”。

在这种状态下，管理人和投资人能做的，不是在“股”和“债”之间赌一个标签，而是让交易的事实指向一个经得起追问的定性。股权投资的实质越扎实，合同条款越贴近估值调整的商业逻辑，回购触发条件的或然性越清晰，在面对“这笔溢价是不是利息”的追问时，可供依靠的证据就越多。

2026年11月19日，我们与兰州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举办“甘肃私募基金财税合规建设论坛”，会上会结合本地案例和最新口径，把对赌回购、业绩报酬这些“股债之间”的税务问题放在一起，做更具体的拆解。对于甘肃的私募管理人来说，这些问题已经不是“以后再说”的技术细节了。

（本文根据公开法规、征管案例及实务研究整理，不构成针对具体主体的税务意见。具体交易结构的税务处理，应结合协议文本、资金流水、会计处理及主管税务机关口径综合判断。）